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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抄录一则笔记：

某家一子，出门旅世，因步履开阔、人气健旺而遭来多方嫉恨，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门庭。家人塞耳有声，闭目有魇，久而久之，以为浪子早已殒灭旷野，只得横心割舍，弃绝记忆，任何言谈，皆不提及。

岂料二十年后某日黄昏，屋外步履纷沓，笑语欢腾。家人窥之门缝，只见浪子器宇轩昂，从者如堵，浩荡肃穆，恭立门外。家人急忙开门相拥，拭泪而问，方知其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家人遂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

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外出的浪子。它“出门旅世”的时间更长，带给我的麻烦难以计数。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泄，恶语滔滔。

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它，多数不是真身。因为已有统计，此书盗版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十八倍。也就是说，十八个假身之中才可能混进一个真身。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放过，那么多报刊一直在伪造它的种种“错误”，顺便把我也一起伪造，一起做假。我曾撰文笑问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社长：“贵报二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编造我的生平，篇幅如此惊人，今天请你告诉我，哪一句是真的？一句，只要一句。”

这些传媒自恃权势，当然不屑回答。结果，一年年下来，即便是我的朋友们，也都捧着我的盗版书，信着我的假生平，听着我的假传闻，却又宽容了我。我自己连解释一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是《文化苦旅》惹的祸。因此，我一直想切割与它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会提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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