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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余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大吃一惊,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的发达、豪富人家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剥削。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民众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〇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大批西迁,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众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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