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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朋友其实很挑剔。这毛病不是成名之后养成的，而是困顿竭蹶时就有的。那原因大概和我的双重成分：富农家庭，革命子弟——这看来颇不协调的社会情绪交错感染有关——有点优越感，就讲究朋友的身份素质；又有点敏感，讲究平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万伯皋，很快地竟找到了朋友感觉。

他的平等观念，他的质朴简易是一望可知的。笑眯眯的，很随心所欲地和座中的朋友聊天，谈文章，说轶事，探讨学问。说到钓鱼，他的瞳仁就会放出欢喜欣悦的光来：这似乎是他的兴奋点。把“万老大”这个名字放在哪个村里，那再平常也不过了，“村东万老大家”这谁会惊讶呢？在北京，这就另是一回事。上到“国级”，下到“科股级”乃至“未入流级”，因车买浆者流，也都叫他“万老大”，他也都欣然领受，就像在村里那样咸与同称，和光同“尘”，平易的进入了化境——你把他和汽车司机，或者一群来京开会的村干部们放一处，寻不出万伯皋来。然而他有学问有“甚深般若”。且是万里的儿子，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干子弟。

我只听说过民谚“想吃米，找万里”，万伯皋没有结识过。

说一点也不晓得，也不是的。“文革”前，在一家——似乎是人民日报吧——光明日报？——大报上刊载了北京市副市长家教严格的记事文章。那时我年轻，还不懂得这件事的分量和含义，只是觉得新奇。“文革”中，千千万万中学生潮水般涌向农村，我猜他们绝大部分人起初的心思和我一样：热血青年，激情澎湃，任什么冷静的思索都是“有罪的坏脑筋有心思”但我是到过落后农村的，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久那些踊跃无谓的红卫兵小将们也就领教了——其实这事外国也有领袖干过的，我不想提他的名字，提起来辱没煞人。当他们领教了的时候，沮丧和愤懑与当初的热情一样高。我当过十年兵，就是在“广阔天地”到处撒满红卫兵的时代，尽自我“水淹过、火烧过、电打过、炮崩过”也算吃了点儿苦头的，但饱、暖、人格高度自尊与他尊把这点儿苦有掩却了。下乡知青没法和军人比，这是不用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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