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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八点正播《雍正王朝》。
山西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在播《雍正王朝》电视剧;台湾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要播《雍正王朝》,已经是第八次播出,仍有死忠观众收视不误。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来的。当初媒体蜂拥前来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五十九点五分。”唐国强去年来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题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我打五十九点五分,观众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出戏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是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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