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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指出，各门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阶段：“那是艺术开花的时节；在此以前，艺术只有萌芽；在此以后，艺术凋谢了。”他认为，在艺术的草创阶段，有灵感的艺术家也会成批地涌现，伟大的艺术形象在他们心灵深处隐隐约约地活动，但他们还缺少足够的时代经验和艺术才能，因此构不成集中、强烈的艺术效果。例如莎士比亚之前的英国戏剧家马洛，也曾表现过与莎士比亚相类似的某些感受，但又远不及莎士比亚完整、系统、强烈；在艺术的凋谢阶段，技巧娴熟的艺术家仍然为数不少，甚至可能会比繁荣阶段还多，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已显得淡薄，也缺少了伟大的观念、宏健的风范，因而也就无力挽救艺术的衰微。例如希腊悲剧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过渡到欧里庇得斯时，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凋谢的征兆。丹纳的这一思想，是有道理的。元代，正是中国戏剧“开花的时节。”在元代之前，中国戏剧基本上还处于“草创阶段”，而在元代后期。虽然就中国戏剧整体来说还会数度开花，但作为黄金时代的骄子——杂剧艺术，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凋谢和衰微。总之，在元剧的黄金时代，中国戏剧的生命力获得了空前透彻的展现，我们有理由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审美系统，并通过它来窥视迄止元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众多的元代戏剧家，气质不一，作品各异，但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如雷鸣般响亮和深沉的一声长长叹息：他们在代表着苍凉的大地、可怜的黎民、压抑的氛围，倾吐着时代性的郁闷。在这深长的叹息声中，我们又可看到他们在黑暗中闪亮着的灼灼目光，追索着光明，构思着理想，反射着远天的曙色。这样，元代戏剧艺术家的群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生命实体，它虽然不免也会有一些琐屑的兴趣和行动，但总的说来却有着能够顺理成章、自成格局的喜怒哀乐，有着明确的意向和行动趋向。它的主干性行动是积极的，健康的，着眼于社会改造的，面向着未来世界的。在满目疮痍的现实面前，它思索着社会秩序，思索着历史经验，也思索着通向幸福的途径。它又以饱满的情感，使这些思考升华为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一个个精美的构思。它完整地向人们展现了许多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艺术梦境：青褐色的是秩序的梦境，棕黑色的是历史的梦境，粉红色的是情感的梦境……它们互相交织，构成了一座宏伟的艺术巨筑，既不缺少什么，也不多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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