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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八岁那年才发表第一篇小说，并获了奖，奖品是七十二头一组的景德镇名瓷。用这套兰花白玉瓷摆了圆台面请客，客人们都认为我创作势头很好，不妨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我不久却转了向。那几年正是成人高等教育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担任教职，于是也忙得可以：学员们为搏一张文凭而苦读；我为谋个职称而务必于教务之外多多益善地积累我日后足以参与竞争的“成果”——按有关规定，创作是算不上“成果”的。我编教材，编辞典，写“关于二十年代女作家群”之类的论文，带了书面评论稿去参加作品讨论会，甚至还搞了点翻译。五六年时间就匆匆地过去了。

待到我调转船头，重新驶入文学创作这片我心向往之的洋面，并且向读者奉上我那“上海女性”系列中篇《阿花》、《阿贞》、《阿惠》时，我已越过了四十五岁这一时下一宽再宽的为“青年作家”所划定的最高年限了。

我却至今不悔。

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只争朝夕固然可嘉，厚积薄发也还为时不晚。

厚积的生活土壤不会亏待耕耘者。在我中辍了创作的几年里，生活得很辛苦，但也很充实。我所不断面临和努力解决的生活难题，日渐丰富了我的素材仓库。生活同时在锻造和修炼我，使我对世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日益深刻透彻。由于一头扎入成人教育工作之中，我在一个阶段里虽失却了埋头笔耕的时间和精力，但却高密度地接触了一大批在那段时期里最活跃的拚搏型的、争做生活之强者的、十分清醒的审时度势借改革开放之春风努力体现自身价值的年轻人。作为个体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小说，特别是以青年一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阿惠》和《女儿难》中的主人公的原型；作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人的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以全新的意识和蒸腾的活力，强烈地辐射、渗透着我，使我调动起自身的经验和感悟，不断地更新改换了过去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僵硬的视角。我曾比较发于八十年代初及八十年代末我的前后两期作品，发现两者的差异既在生活包容量的贫富悬殊上，也在作者对生活理解的浅深低高上，其间的进步，不能不说正是那五六年生活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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