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之后的争论被视为后来的“大朝辩”之首，但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只是把这当作是一次寻常的交谈，它背后蕴含的那些伟大的变革，在场的人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

有的时候，那些重要的转折关头，蕴藏的深刻含义只有后来才会体会到，当时只是感觉平平淡淡，甚至有些漫不经心。

面对高俊的问题，在场的人确实就是这种感觉，他们开始引经据典，证明官府不应该过多的介入家庭，因为伦理纲常才是注定的，而官府与刑律是后来定的。

在这一点上，即便是有韩小娘父母这种极端案例做铺垫，在场的所有人依旧做出了类似的决断，如果让官府来管父母教育儿女的事，那又怎么得了？

“所谓刑罚乃是德政之辅，所谓德政，首重天地伦理，如果用刑法干预伦理，那岂不是以客夺主了吗？”元好问拱手而谈：“圣人治国，以德为先，后人不及先圣之明，故而定法典为参。赵鞅铸刑鼎，孔子以为非礼，是也。”

“对于韩小娘这种事，首先还是要加重德育的教化，让父母亲其子女，子女孝其父母。如果父慈子孝，那么又何必加以法律的手段呢？”张亮也这么说，由于他在根据地里已经当了一段时间的县令，对于法律条文更加熟悉，所以还继续补充了一段：“更何况法律有限，而仁德无限，法律之辩，拘泥于旧规，而仁德蕴涵于一心，百变于外，世间千情百态，皆可以此由之归之。”

在场的人意见如此一致，但是高俊却沉默不语。

德政教化是我国历史即在所追求的目标，相比于冷冰冰的法律，仁德确实看上去柔和宽阔，但是高俊非常清楚，看似美好的仁德政治却是根本实现不了的黄粱大梦，至少在高俊有限的见识当中，追求以仁德治理天下的国家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反而离原有的目标越来越远，在十九世纪中叶，东亚最后的好时光时，无论满清、越南还是李氏朝鲜，所有的国家都变得僵化，腐败，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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