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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所谓外交，无非是在不影响两个朝廷基本关系的情况下，为本朝争取得一点面子和一些实利。

如今时势已非，伪清朝廷对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明郑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外交政策更是举棋不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祖可语和萧魁二人的外交才干了。

他们两个人在出发去杭州前，确曾蒙康熙皇帝单独召见,面授机宜。

最后在对待明使的方针政策上，康熙皇帝给他们的指示总结起来便是十分抽象的“刚柔得中，趁势邀利”八个字。

这与是否要接待明使的问题一样，也是经过一番廷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得出的结论。

但是强硬可以强硬到什么程度？退让可以退让到哪一条防线？趁怎样的势？邀怎样的利？

这些谁都无法明确回答，连康熙皇帝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是让他们要多从使节身上套取明郑的情报,通过言语麻痹其警惕之心，最好能让其产生矜傲之心。

他们两个人名为接伴,实际上也就是谈判代表,既然心中无数，也只好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了。

对康熙皇帝下达的这八字方针，祖可语心中打了许多腹稿，但大多数都没法经得起事实的考验。

两个朝廷既已动兵，凭他们两个接伴官加起来还不足一尺的不烂之舌，就能说服明使，使明郑自动从福建退兵，各保疆域，互不侵犯吗？

这不但他们几个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就是以高姿态来到济南的明使，也无法答应这个。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利”可“邀”？似乎也就剩下说服明郑保持现有疆界，不再随意兴兵动武这一项了。

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二人明示准备继续攻打福建，他希望能给马仪留下清廷一副被打怕了,希望和平的软弱印象,借以麻痹远在福州的郑克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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