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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当小西洋战争再度打响的时候，此刻最为紧张的不是卢象升和沙贾汗，而是身处大明西南的东吁王朝。

说起东吁王朝，事实上它的崛起主要还是源于嘉靖年间的放纵。

作为三宣六慰的主要羁縻对象，缅甸地区一直是大明格外注意的一个地区。

由于当地土司林立，道路艰难而民风彪悍，因此在洪武年间明军平定云南的大理段氏和蒙元梁王势力后，朱元章在云南设置了云南承宣布政使司。

不仅如此，朱元章还在除了云南之外的西南地区设置了南甸、干崖、麓川平缅三个宣抚司，以及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六个宣慰司。

到了永乐年间，大明又设有底兀剌、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

这些宣慰司的官员实际上都是当地的土司，实行的是父父子子的世袭制度，内部统治高度自治，唯一受到明朝节制的，就是需要在经济上要承担大明的“征役差发”和“贡赋”。

除此之外，在一些战事中，当地的军队也要接受大明朝廷或云南都司的调遣。

宣德年间因为朱瞻基的坐视不管，麓川王朝壮大而起兵吞并周围土司，但很快被明英宗朱祁镇命王骥三次征伐平定，同时王骥也创造了中原王朝对西南武功最盛的“三征麓川”战役。

这一役，明军最远打到了后世的阿萨姆邦，还在尹洛瓦底江旁立石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不过，随着嘉靖的摆烂，明朝在缅甸地区的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崩坏，加上北方蒙古和沿海倭寇的入侵，明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和管理逐渐松懈。

这一连串的结果就是原本的大明洞吾土司莽瑞体称王，自立政权，同时在中南半岛开启了南征北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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