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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富弼似有所悟地点点头，嘴里也是喃喃自语着。

其实他之前就已经悟道，宋刑统是有别于法制之法的，那么以法制之法来立法，该怎么立？

这个一直困惑着他。

因为有一个无法说出口的矛盾，就是皇帝利益是来源于百姓。

如果强调个人利益，必然是会伤及到皇帝的利益。

二者又是对立的，这个问题似乎无解。

张斐给出的方案，就是要将君主、国家利益和个人权益区分开来。

怎么区分？

张斐没有明确说，但给出一些思路，首先，就是根据案情是触及到国家、君主利益面大，还是个人利益面大。

其次，以情节的轻重来区分，偷一片桑叶跟到你家偷一贯钱，同是盗窃，但前者要划到个人层面，而后者划到国家层面。

可是，情节轻重，刑罚不一，这也是自古有之，哪怕就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偷一片桑叶比上你家偷窃，肯定要判得轻。

但是基于法制之法，只要划到个人层面，官府就应该以个人利益得失为主，官府不在受害者之列，是否还要用到刑罚呢？引导出来的答案是以赔偿为主。

这显然是要难得多啊！

法家就是要以暴制暴，简单粗暴，你不服，我就揍你，可话又说回来，你不揍他，他怎么会服你？

这真是越想越难啊。

蔡卞就问道：“老师，若依此论，许多案件，就当以赔偿为主，可如何判定赔偿？此法若不严格规定，只怕会给贪官污吏留下可趁之机。”

富弼听得是连连点头。

说得好啊！

赔偿这种事涉及金钱，你若不说清楚，多少都是官员说了算，这个是很要命的呀。

由此可见，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深入人心，富弼也好，学生也罢，他们其实都有限制权力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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