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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温士顿跟弗兰克遇到问题，布鲁克林同样也遇到了问题。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保障，不是最高点。

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布鲁克林能随随便便在联邦现行法律中挑出十几处不恰当的地方，他甚至能提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修改意见。

但他不敢就这样莽莽撞撞地去修改。联邦每一条法律都需要提案，需要反复讨论，慎重投票，周全考虑——尽管这种既定程序已经被人们摆弄成政治攻讦与政治交易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时代的滞后性。

但这种滞后是有原因的，这体现了联邦对法律的慎重。联邦国内有越来越大的声音在呼吁政府出台禁止堕胎法桉，呼吁出台枪支管理法桉，呼吁开放d品合法化的法桉。

这些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是紧跟时代的步伐的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是好是坏，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与之相对的，民间总有各种各样的呼声，法学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激进的，有保守的……什么样的都有。

但政府是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出台法律的。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民间的呼声听起来有多么符合道德要求，其本质上都是站在某一方立场上，为某一方牟利的手段。

可国家不是某一方，国家需要站在客观立场上，确保双方都获得应得的保护。

最简单的例子，杀人者偿命，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朴素价值观，拐m妇女儿童的都该死，这是完全符合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道德标准的要求。

理论上这两条都没有问题。但这只是理论。杀人者偿命，是基于客观事实就是被告人杀死受害人的前提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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