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年，受累于粮食危机与大量移民，华兴府对中原诸方保持了隔海相望的绥靖态势。除了攻伐马来半岛的软柿子们，其精力主要放在了内部稳定与养精蓄锐，以筹备次年的进一步开疆拓土。毕竟，两百多万的晋境流人仅有近半被安置到了西州，余下上百万仍以建设兵团形式在华兴各地协助垦荒与基础建设，尚需大片疆域予以长久安置。

至于华兴府的下一目标，内部早有共识，相比大晋泥潭与诸胡强悍，血旗军自当先易后难，攻伐华兴府落足海外伊始便在彼此算计的宿敌，也即朝鲜半岛诸国。如此，华兴府既可移民开发安置剩余流人，转包袱为实力，又可从疆域上层层推进，稳步进据辽东，继而从边角下手，逐一对付诸胡，乃至大晋诸方。

相比华兴府的消化壮大与稳打稳扎，匈奴人则如正史一样，上演了一出内斗大戏。继任刘渊大位的刘和，颇有些权谋远胜军事的毛病，眼高手低，甫一登基便因不满刘渊死前为他安排的军政架构不够集权，由一帮同样眼高手低的近臣谗言蛊惑，挥起屠刀，意欲铲除一众手握重兵的兄弟，收拢兵权。结果，刘和壮志未酬身先死，反被其弟刘聪乘着内部大乱，人心惶惶，对其反戈一击，弑君夺位。

《资治通鉴》有载：“和性猜忌无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渊以其无才行，终身不迁官；侍中刘乘，素恶楚王聪；卫尉西昌王锐，耻不预顾命；乃相与谋，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势，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拥十万众屯于近郊，陛下便为寄坐耳。宜早为之计。’和，攸之甥也，深信之。”

“辛巳夜，（刘和）召安昌王盛、安邑王钦等告之。盛曰：‘...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谁足信哉！’攸、锐怒之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领军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钦惧曰：‘惟陛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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