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突然问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希望别人能够以德服人，而自己却千方百计第去习练武功，以武当家，以武立足？”

独孤信答道：“读书人往往是富有理想的，他们对人对事，往往存有最为善意的定位，他们希望别人也能像自己一样，最好的结果就是天下间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横渠先生希望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人人都知道，这样是不可能的。”

杨逍道：“正是因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都心存敬畏，心存理想，心存善念。因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境界，居住有境界，人生亦有境界。此两种境界并不同。并非住高楼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没有。也许住高楼华屋，他的居住境界好，但他的人生境界并不好。或许住陋室茅舍，他的居住境界不好，而他的人生境界却尽好。要知人生境界别有存在。当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会多情趣，觉得快活舒适。若我们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该好好学做人。要学做人，便得要读书。读书人一辈子有个理想，最好的像诸葛亮一样出将入相。如果做不到，就学杜甫，忧国忧民。”

石猛道：“历代读书人，或者说的准确一些——科举人，都对他们的赞誉极高，把他们的光辉形象捧在心头，视他们为中国读书人应有的样子。这得益于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从接触儒家经典开始的那一刻起，从先王先贤那里接过的使命与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读书人眼中，读书是为了服务国家、服务百姓、服务苍生，而科举是取得为官为民施展治国才华的途径，因此读书和科举考试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便有了读书做官这么一说。诸葛亮和杜甫，两这个人都是读书人，两个人也都在读书人的岗位上，为读书人的理想而奋斗终生。只不过同样作为令后世敬仰的读书人，施展才华抱负的人生道路却是南辕北辙。同是读书人，心系国家与心系百姓（忧国忧民），在诸葛亮和杜甫的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如前朝范文正公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用则尽职尽力，不用则告老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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