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听出了石猛那番话中的味道，他接着说道：“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贵族子弟们长期的养尊处优，推举上去的人多是德不配位之徒，贵族门阀逐渐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庶族乘机以军功崛起。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贵族此时虽然占据高位，却早已没了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不光是平民百姓遭殃，官僚贵族也没有好日子过。”

石猛愤愤地说道：“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曹丕当年推行这个九品官人的制度，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州郡大小中正都是由当地着名的世族或者大家族担任。九品的确定和评价，统统操纵与这帮人手中。‘门阀’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地域性与宗法性的结合，形成少数家族垄断最高权力的寡头政治。同时，由于‘门阀’的排他性，使得‘门阀’特权恶性膨胀，造成日益严重的‘士庶天隔’。《晋书》中记述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其中琅琊王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门阀’。‘门阀’观念形成的‘士庶天隔’，对于国家长远发展带来极大的坏处。阶级固化，社会一团死水，贫寒之士没有上升通道，社会矛盾必然加深。这些人凭着特权垄断土地所有权，占据山川林泽，形成自己的庄园经济，与普通小生产者矛盾重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在这种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代代相传都做大官的人，方被承认入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跟随晋室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他们不但在本地区‘郡望’颇高，而且是‘四海通望’，被天下所共认。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已是等而下之了。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永远保持自己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沿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十分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许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绝对不许与庶族通婚。如果‘娇宦失类’，就会受到士族群起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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