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元朝统治者之所以建立这样一种‘四等人制’的本意，无非是想加强自己的统治。当年蒙古人的崛起速度过快，依靠弓弩骑兵，人口稀少的蒙古人占据了极为广阔的地盘。忽必烈建立起元朝之后，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蒙古族人口太少了，而被统治的汉人数量庞大。人口基数的短板可以用教育、文化来弥补，但讽刺的是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有限恰恰是当时大多数蒙古人的真实写照。‘四等人制’有效地分化了汉人的内部团结，当时的第三等‘汉人’与第四等‘南人’，本质上都是汉人，却因为被人为分化，而丧失了民族凝聚力。”

东家道：“他们建立‘四等人制’，恰恰是要跟中原文明的‘华夷之辨’相抗衡。传统的华夏文化圈，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心，周边的文化、种族都是蛮夷。作为原先的少数民族，蒙古人在建立起庞大帝国之后，自然是不允许自己的文化被看轻。为了强调自身文化、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建立起一套与‘华夷之辨’相反的制度，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套制度的核心便是将蒙古人放在统治大厦的最顶端。最先归附并为蒙古大军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做出巨大贡献的色目人理所应当的位列第二等。北方汉人在蒙古族建立政权的期间，帮助其建立了各项制度，所以位列第三等。最后一等的南人，则是因为其抵抗最顽强、反叛最激烈。”

东家捋了捋自己的三缕长髯，仍然慢悠悠地说道：“据《辽史》记载：‘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契丹人为了加强燕云地区的统治，采取了南北官制。在燕云地区实现汉制，而在塞北关外，则是保持原有的契丹统治制度。女真族建立金朝后，在兵权、财权上的用人顺序为：‘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人’。辽金两国采用这种民族分化制度，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抵御来自其他民族对政权的冲击，也为了建立自己作为统治民族的威信。元朝模仿辽金两朝所建立的‘四等人制’，短期内确实加强了蒙古人对天下的统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任命和选拔、考核，大多由蒙古人掌控，并拥有特权，为其在全国的政权建立多了一重保障。这些也都是继承前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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