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彦等认为，危亡在即，仅做出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议和诚意。应该召李梲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召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前去割太原、秦桧前去割河间、程瑀前去割中山。

对此，宋钦宗皆表示同意。他令宇文虚中当面向金人解释，说姚平仲等“擅用兵甲，几误和议，因遣割地使，交割三关之地。”

这天晚上，宰执大臣与有关各方相聚在都堂里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必须坚决执行和议政策，不得有丝毫动摇。

种师道也在场，他提出不同建议道：“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敌人遁矣。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

对于种师道这个建议李邦彦等宰执皆不听。他们都是一帮文人，性格畏懦，不懂用兵之道，更不敢再向金人用兵。

二月初三早晨，宋钦宗上朝，大臣纷纷启奏，认为李纲、种师道“出师败绩，可正典宪”，请求罢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

宋钦宗准奏，于是罢免种师道宣抚使职务，改任大一宫使；罢免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职务，命蔡懋代之。

其实，姚平仲劫营是宋钦宗亲自安排的，并不是李纲和种师道组织的。可现在，劫营兵败，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李纲与种师道因此便成了替罪羊。

姚平仲这次失败，损失并不太大，“所折者不过千余人”。可是，姚平仲觉得自己没达到预期目的，害怕被种师道以违令抗命为由而斩首，天亮前“即遁去”。据说，姚平仲“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后来，他“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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