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龙对外族可能不太了解，”卢植道：“强令迁徙其实和逼迫羌人造反无异，他们已经世居凉州之地数百年，勒令向西不过是荒漠隔壁，时代变迁，到西域又有匈奴、乌孙，如何有容身之地？”

卢植算是这个时代对异族态度缓和的少数人之一，早年间他担任九江郡以及庐江郡太守，代朝廷平定蛮族之乱，无不令境内蛮族宾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支持怀柔的民族政策。

从根本上来说，是他把这些外族人当做人看待了。

《后汉书》的作者本人，南北朝宋时的史学家范晔就认为“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

先零侵犯边境，赵充国将先零羌遭到内地。煎当入侵，马文渊将煎当迁到三辅。他们贪图暂时能够获得安定，相信羌人能够被驯服，计算着每天花费的权宜之计，忘记了治理世事的长远谋略，这难道是察知精微的人所做的事情吗？

他认为，汉朝廷贪图暂时的安定，相信羌人可以驯服，将他们迁徙到内地、关中是为羌患的罪魁祸首。

所谓的赵充国是陇西郡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人。前汉时期名将，“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先后击破过匈奴和羌人。

马文渊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伏波将军马援。

范晔以为羌族是不可能被“驯服”的。可见在范晔等士大夫眼中，羌族压根不是人，而是畜生，因为畜生才需要“驯服”。

一个史学家，而且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士族子弟都是如此看待，由此可见，后汉时的文人士大夫对待外族是什么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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