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姑苏沈家没落后，帝国最为兴盛的两大商帮，一个是徽商，一个便是晋商。

江南儒商，除了徽商凭借皇商，官商身份声名显赫外，苏商，浙商等虽实力雄厚，富可敌国，却隐而不露，低调行事。

其他诸如楚商，闵商，粤商，洞庭等地的商帮，多局限于当地，其实力还不足与之抗衡。

由于两大商帮皆因盐业与漕运而起家，不免在生意上多有重叠与竞争之处。

凭借积累起的巨额财富，两大商帮在山西，京城等地，多种产业展开激烈争夺，甚至到了恶意商战的地步。他们要么囤积货物，哄抬茶盐，棉花等物资的市价，要么拼命压低物价，打压对手。

此事的起因，源于晋商不满足于徽商把持京城等地的棉花供给，率先提高棉花收购的价钱，囤积居奇，试图夺回京城周遭棉花的主导权。

徽商则不这么认为，在朝廷作出迁都的举措前，他们早早地开始在京城周遭布局。甚至前些年的置地迁居，都是亏本买卖。好不容易熬到迁都，准备收获利润时，晋商出来搅和，他们怎会咽下这口气，纷纷提价以对抗晋商。

由于晋商筹谋已久，银子准备充足，又是突然发难，不少徽商吃了大亏。他们为应付日益哄抬至高价位的棉花价钱，不得不抽出其他产业的周转钱财，疲于招架。

而晋商与其他商人，又私下将囤积的货物，悄悄出售给徽商，令其雪上加霜。

黄家的生意，也正是由于这场赌局，百万两的身价全部被棉花套牢。而萧家借出去的二十余万两银子，不过是压垮黄老爷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少徽商因此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境地。更为要命的是，一旦徽商倒下，晋商得利后退场，无人接手赌盘，棉花的价钱将一落千丈，最终受损的将是种植棉花的农户，犹如谷贱伤农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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