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理而言，处于上升期的大唐王朝，从皇帝到大臣，都不应该有太多“变革”的心思，尤其是国之根本——军制。

“府兵制”，利弊皆有，很难说是好是坏。

在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军制”前，不擅动，才是紧要。

可是，冯宝提出的“扩编水师”策略，以及奏请设立“羽林右卫”，都超出了“府兵制”范围。

一般而言，大唐朝廷上下，要么是反对，要么是赞同，又或者模棱两可。

只是这一次，朝廷上下的反应，非常出乎谢岩与冯宝二人预料。

“府兵制”弊端，有识之士早已心知肚明，唯牵扯太大，无人言说矣；“火药”横空出世，在“百济”、“新罗”大放异彩，更令诸多朝臣意识到，朝廷再养那么多军队，好像完全没有必要了。

此外，军队的作用除了保家卫国外，通过征伐异己，获得土地与利益，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此等想法，是大唐君臣们的共识。

“高句丽”，在大唐军队南北夹击之下，估计很难持久，待此战结束，大唐万里疆域周边，除了一个“吐蕃”，再无敌人，依靠战争，已不可能获得巨大利益，相反，那些穷乡僻壤，大唐王朝还需要投入钱财维护统治，根本就是一件划不来的事。

但是，“水师”出远海一趟，获巨利，人所皆知。

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资源向能够获得利益的方向倾斜，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是一样。

因此，无论“扩编水师”，还是“羽林右卫”一事，反对者并不多，真正交锋激烈的地方，却是对于“码头”、“基地”和“水运司”等所有权归属的争夺。

军方认为，此为军队附属，收益当归军队，以之相对应，官员亦当由军官改文职出任；文官集团却以为，既然军队不可言商，理应全权交由地方官府，况军官不识政事，操办不当，有“误国”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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