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把文件放了进去。我现在甚至可以回忆起放文件的每一个动作。可是，文件就那样凭空消失了。我申请调查我办公室外的摄像头看有没有人拿走了文件。

摄像头显示除了我的勤务兵外，没有人进出。勤务兵进出时，也没有拿疑似文件的东西。

“怎么会？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的！”我终于慌了。

来人可不管我的情绪，不断逼问我：“你为什么擅自行动？有什么企图？受了谁的指使？”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收到命令才行动的。真的。”

但是来人根本不信，只是一味地逼问我。

那真的是一场煎熬，比我直面的那些远古生物还要可怕。

面对远古生物，我知道自己可以打败它。就算是这一次行动不利，还有下一次行动。我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申请到援助。我的身边都是值得信任的同伴。哪怕彻底失败了，我也可以选择撤退。

可是这种审问却不同。我被束缚住手脚，关在狭小的房间中被迫接受一次次尖锐的询问。我只有自己，周围都是对我虎视眈眈的人。没有救援，我只能期待这些不停逼问我的人能够找到对我有利的证据。

这种可能性不大。从这些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窥探出外面想要证实我有罪的倾向。

我没有办法撤退，也不会有下一次。我一旦被证实擅自行动，最好的结果也得被免除所有职务，关上三五年。

我找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给我送文件的人画了出来。我觉得自己画得很像，连脸上的痣的位置都画得一清二楚。

我不停地回忆着那时的一切，哪怕是在梦中。所有的一切早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中。

我把画交给了审问我的人：“这是那天给我送文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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