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戏言，叫做“炒房兴邦，实业误国”。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其实还有那么几分味道。

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采取的措施，有些效果良好，有些却乏善可陈。

效果良好的有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开始，中央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建设国债，专门提供给地方建设项目。这意味着什么？地方政府上马一个项目，根本不缺启动资金，银行抢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相当惊人，地方政府可以放开手脚跨越式发展，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繁荣。

这种模式，放到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肯定不行，必然造成“挤出效应”，导致私人投资和支出下降，并且市场利率也会上升。但中国有特殊制度，特殊国情，特殊时期的经济环境，连续这么搞了好多年，“挤出效应”几乎没在中国出现，市场利率不升反降。

所以当时有那么多西方经济学家唱衰中国，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规律，怎么推算都感觉中国经济要崩溃。

但在拉动内需和增加民间投资方面，中国政府的努力收效甚微。

连续降了好几拨存贷款利率，老百姓还是不太愿意消费，把大量资金都存在银行里面。这些钱根本贷不出去，因为出口受限、内需不足、竞争加剧，好多行业都发展困难，私营企业家的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

这就造成一个现象——

90年代初期和中期，私营业主贷款比登天还难，得走关系，甚至是行贿，才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而到了90年代末，银行求着你来贷款，但凡有点名气的企业，办抵押的时候审查完全走过场，甚至有人空手套白狼贷出十几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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