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扬州印刷的粮票、盐票，跟李慢侯的东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作为善于用钱引敛财的宋朝官员，他们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这种票据在敛财，可当初这些票据在江北的藩镇势力里流传，他们根本限制不了。当赵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在这些地方打击这种粮票和盐票，就成为朝廷的一种政策。

盐票、粮票也被称作藩票，藩引。畅行江北，已经有五个年头，老百姓早就接受了这种比钱引靠谱的多的货币。虽说这些藩引会随着粮食和食盐上下波动，可钱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只跌不涨，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赵鼎在扬州、真州直到开封府，推行的钱引制度，其实对抗的并不是东藩势力，更多的是跟民间经济力量对抗。这种对抗，如果没有政权强制介入的话，肯定是会失败的。吕颐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籴，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反击。

这次朝堂上的争斗，吕颐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为他引入了一个强援，户部尚书晏孝广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广跟一群言官开始激辩，双方其实都不着四六的乱弹琴，精确的金融逻辑他们都不太懂，所有的辩论都处在思辨阶段，无法用数字范式拉回到科学领域，时代局限，否则金融学和社会学可能就诞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国与民了。赵鼎系的言官认为推行钱引，于国有利。吕颐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广则高举老百姓的大义，认为江北的淮引已经流行数年，老百姓皆喜欢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国还是利民，这种冲突，从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就开始了。最终靖康年间自愿殉难的太子傅孙博总结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变法至少是利国的（财政大大扩充），蔡京时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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