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这时候法兰西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刚刚去世不到十年。

他有一句十分出名的言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和叶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不仅仅是平视，甚至带着点仰视。

在启蒙运动的这段时间，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中国迷，都把中国当成了学习的榜样，他们从中国的古代书籍中吸取营养为自己所用，甚至直接运用到自己的启蒙思想中。

这个时候的欧洲学者们这样描述着中国，“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礼貌的的一个民族，他们用几千年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理论来指导着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的亲爱和睦，即使一个只认得一些字的农夫，也能和官员们自由的攀谈，皇帝陛下要想提高税率也必须和官员们商量，他们的统治者充满了仁慈之心，普通的百姓服从尊长、尊敬老人、爱护年幼者和弱者。”

莱布尼茨甚至夸张的描述道：“在中国，既是农夫与婢仆日常谈话都会十分礼貌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的贵族，他们的一举一动充满了礼仪的美感，人们平和而心底善良。”

这已经不是记述，而是吹捧了，有点像是后世共和国刚开始开放国门的时候，那一票公知们也是这么形容阿妹你看的。

所谓阿妹你看没有腐败，人人都热心肠，个个都是绅士，司法平等、反正各种平等，反正就是人间天堂、山巅之国般的存在。

现在的欧洲对于中国的吹捧也正处于这个阶段，在这些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公知’们吹捧下，遥远的中国成为了欧洲人道德上的楷模，虽然叶开也认为当时的大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楷模，但这样的吹捧还是夸张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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