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舒尔曼见大老板认可自己的观点，就长长地舒了口气，笑着说：“对，做金融产品，最重要的就是遵守各国的法律。”

周不器摇摇头，“还不仅是法律，还有社会的大环境。”

“大环境？”

丹·舒尔曼想向周大老板请教，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思考角度。

很多事情，不切身经历一番，只靠想象根本不理解，哪怕别人把事情的真相都说出来了，也会被人耻笑说他是在胡说八道。

PayPal就是这样，硅谷的互联网创业人，靠着美好的想象去做起了金融产品；丹·舒尔曼是从华尔街过来的金融家，他对金融运作很熟悉，可他是个美国人，习惯了货币的自由兑换，对一些有货币限制的国家的情况缺乏准确的认识。

周不器就不一样了。

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就比如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就有着货币限制的政策。可是，很多有钱的大富豪们都有关系有门路，都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出去，兑换成保值率很高的美元、日元、欧元或者英镑，来保证个人财富不遭受本国的货币政策来掠夺。

俄罗斯的很多本国老百姓，就完全缺乏这样的认识，他们甚至连货币政策的原理都不懂，也就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财富存在银行里，其实是遭遇着一场隐形的财富清洗。

他们从来不去想办法保护自己的财富，相反，看到有些富豪通过一些手段把财富转移到海外去规避本国货币贬值的风险了，他们不仅不去学习，反而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资本家。

保护自己的私人财富不被掠夺，这是可耻的；看着自己的财富被隐性的手段掠夺，是他们认可的爱国方式。

这可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社会的共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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