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人问。

蓟王与二宫太皇，及舞阳君之事，为何只做“负俗之讥”。

所谓“负俗之讥”，乃指“因不谐于流俗而受讥议”。故又称，“负俗之累”。

今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汉书·武帝纪》亦有：“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只因，蓟王房中之私，不涉家国天下，无损国祚社稷。何况，增成公审，中丞贾诩，对薄公堂。背后主谋，乃暗掌蟾宫之黄门内宦。所求无非梁冀金山。

蓟王身中奇毒，昏睡不醒。遂为黄门内宦所乘。是故，“不知者不罪”。

然，“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是故，关东群臣皆以为。蓟王宜审时度势，当早做切割。《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遂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毋需动用私刑。只需将二宫太皇，绳之以法。蓟王足可保全名誉。此，亦是法家之精要。

然须知。我大汉，独尊儒术。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夫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百姓只求免于罪罚，却无廉耻之心（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有知耻之心，且能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心存道义）。

故于汉人而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方是治世之道。

《易·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

《易·系辞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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