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岀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间，共有数起枪击日人案。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激起了哗然舆论。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价格从每担15元涨到45元。一如惯例，奸商被指责为应对此涨价负责。傍晚，“流氓们”第二次试图抢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帮人众打破了华德路上一家药店的门、窗，据说那里贮藏着粮食。

翌日，沪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块的攻击和抢劫。虽然政府试图规范食品分配制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门口排起了购粮的长队，以至必须由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避免骚乱。

排队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有时间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个中国队员被罚离场。

而其同伴则随着他一起离场，致使2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了球门的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

警方派来了增援，消防队向人群喷射水龙，旨在把骚乱者逼到街上去。约有30多人受伤。假如米价继续上涨，则这次骚乱便是随后更糟状况的一个预兆。

因此，汪未经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与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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