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看下去，蒲素发现6月12日，中国外交部终于对美国国务郷赫尔5月22日的备忘录作出了回应。回应比较强硬，声称：“若未获中国政府的同意，它与租界之间的法定关系决不容许改变。”

外交部长坚持要”维持日军入侵前的状态”，并拒绝承认对租界内民众悬挂国旗的任何限制。在这一照会里还说，租界当局所谴责的活动，乃是由爱国热情激发的个人行为;并且，他们的行动远逊于日本人及其傀儡所干的真正的“恐怖活动”。

毋庸赘言，中国政府不会认可对租界内悬挂国旗的任何限制。

然而，在重申这一立场之后，重庆方面以抚慰性的口吻结束了备忘录：强调了中国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本着友好和同情的精神保护了上海民众。也高度赞扬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保护，努力照顾了租界内华人的生命与利益。

尽管中国政府表达了如此的感谢，而美国人在1939年夏天也发现自己不能赞成英国的要求，即支持在东京开会商讨天津租界的命运。

1939年7月，英国试图与日本就天津问题达成协议，却发现日本坚持将此问题放在其对中国权力要求的框架中进行谈判。显然充分意识到这样一种更大范围的协议可能成为“远东慕尼黑”，但英国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因此只能屈服。

1939年7月24日，东京的英国大使接受了所谓的克莱琪一有田协定(CraigieAritaformula)。据此，英国承认“大规模的敌对活动正在中国展开”。日本军队有责任在其占领区内保卫安全，维持法律和秩序。英国领事馆官员不应该阻止日本军事当局，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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