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做的很扎实，本人口供录的很详细。显然蒲素手里的这份材料，来自工部局警务处内部。

“我然后吿诉（华籍警探〉道，我确实不知道此事，因此我被日本人抓起来绑在长凳上，他们又往我鼻中灌水。大约20分钟后，他们放开了我，再次问我是否认识（一个邻居嫌犯）。起初，我否认我认识，但是当他们拿出一把大刀，威胁说要砍了我的头时，我承认说我认识此人。在此期间，那华籍探员一直在场。我又被押回了楼下。”——邵富生（来自抄录的供词）

第四天，邵富生又被审讯，但未遭折磨。在这最后一天下午，他从地牢转移至楼上，一个日本人用手枪威胁他道，假如再不招供就枪毙他。

“我吿诉他道，我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如果他要杀我，就杀吧。他笑了，说我可以回到工部局警务处去了。我便在1939年3月25日下午5点钟回到了工部局警务处”

当3月25日邵富生被加登田送回警务处市中分部时，工部局的警官发现他“左眼严重受伤''，身上和腿上也都被打伤。特务股的官员们很快认识到，邵富生是遭诬陷的，这些折磨导致他“心理失衡”和产生自杀性倾向。

因此，如今在四个月之后，工部局很难再毫不迟疑地将两个新的暗杀嫌疑犯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加登田曹长及其属员了。在加登田提出正式请求足足十天之后，工部局警务处告诉日本宪兵道，他们可以对谭宝义和平福昌讯问五天，但不得再延期。

但是，日本人认为到7月13日截止的这段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大桥大楼的“专家”进行漫长的审讯，便拒绝了这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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