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来看，似乎军统头目戴利与周呼海之间也有直通的无线电联系。并且有若干关键特工很好地隐藏在南京政权的警察和安全机关中，他们有时候为军统工作，有时候则为伪政权效劳，包括对于爱国者的逮捕、拷打和处决。

整个战争期间，最终究竟忠于谁的问题，对于爱国者和通敌分子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并无十分清楚的选择。犹如之后的法国，抵抗**的情况那样。

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未充分地面对通敌分子问题(部分原因是有如此多的通敌分子，实在太多。)，历史学者研究这一主题时，将不得不对付“选择的清晰性”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展示当时人们的目的是如何各不相同。

当至少三个政府(重庆国民党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延安共产党政府)的特工们在长江下游与沿海省份，面对着日本占领军，为了取得战后的有利地位而展开竞争时，其敌、友之间的区分确实很不容易搞清楚。

以顾楫为例，法国人把他当作得力干将，国民政府也同样如此，只有共产党知道他真正的政治信仰。

有趣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确实在替法租界做事，同时也在尽力维护着国民党的利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都得到了来自边区上级的指示。

这种混乱局势下，各方都会作出必要的妥协，在利害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留在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其共同处境的感觉。好者至多是心情矛盾，坏者则颇有负罪感的原因。

用这种角度重新审视徐恩佐他们时，蒲素发现自己之前的判断，似乎也发生了极大地偏差。

徐恩佐既然被他在沪西歹土擒获，自然是日本人没把他弄死。只是说他卖主求荣，依靠叛变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似乎对他们又有点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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