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觉得汪未经的统治是统一的突击力量，但他渐渐地对发生的事件迷惑不解。就对待人民的态度而言，领导人的行动是违背逻辑的，无法容忍的。不仅詹国强或者梅思品的人私下议论这一点，而且连76号的特务、汪先生的助手们和办公厅的人有时也敢于谈论这方面的事。值不值得因为逮捕工友而引起全世界对自己的反感呢？有没有必要监狱里迫害共产党人呢？大规模地屠杀是否合乎情理呢？野蛮地对待战俘是否有理由呢？不仅机关里的普通工作人员，而且连詹国强、最近还有常凯申一类的高级领导人也相互提出这些问题。

但是，尽管他们相互之间提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明白汪未经的政策多么有害，但他们仍然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这种危害极大的政策服务，有些人服务的技艺还相当高超，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们把总统和他的亲密助手们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政策，变成了具体可感的行动。全世界正是根据这些行动来谴责德国的。

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信念，确认民国的政策常常是由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制定的，李广元心里就充满对这个国家的新的仇恨；这不是先前那种仇恨，而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仇恨。他内心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仇恨背后，是对人民的爱；他在沦陷区人民中间已生活了漫长的十二年“实行票证供应制？这是日本、邱吉尔和国民政府的过错。在南京城下退却呢？这怪军队不利。上海城下惨败呢？这是那些当了叛徒的将军们的过错”人民相信了这些答案，然而给他们准备这些答案的人却不相信这些谎言。厚颜无耻被誉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谎言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象征。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真实谎言的概念。了解真情的人们可以相互望着对方的眼睛撒谎，而且他们准确知道，对方会接受这种必不可少的谎言，并且把它和他所知道的实情加以对比。那时，李广元痛恨那句残酷的法国谚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他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翻版。这是为可能产生的奴隶制和暴行辩解。被汪伪政府引向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人民有什么过错？饥饿产生着自己的“代言人”汪未经以及其他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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