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能看到很多商人的商业活动。

1988年，在北方民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领导。

资本开始苏醒。

因此，1988年也可以被看成是特殊一个年份：

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

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

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些先觉者最终因为超前的远见得到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资本人格上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在事实上，它只体现在若干个先觉的企业家身上，不过，其本质上的意义却是十分的鲜明。

但在现在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

有不少人为了图便利，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因此而生。

深圳与香港的工厂并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但京城合资的联想却暗藏危机。

这个月某一天的下午，正在九龙街头匆匆行走的香港商人吕谭平接到BJ联想总经理柳川志打来的一个电话：

“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是一个电脑代理商，他的香港导远电脑有限公司在业界名不见经传。

三年前，他跟联想开始做一些代理生意。

柳川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是联想业务发展的必要一步。

他选中替代IBM微机的AST微机便是由一家香港电脑公司生产的，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公司将代理京城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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