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由申时行举荐、朱翊钧认可的这次任命，之所以三边总督依旧是实学派人选，而临时提督西北军务之人也是高务实，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俩比较方便“化缘”。

权力对应责任，西北乃至绝大部分九边地区都是实学派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相应地也要为这些地区的稳定负责，而以战争手段重新恢复稳定，也同样是一种手段。

战争就要花钱，然而朝廷已经没钱了，朱翊钧的内帑可以支撑一部分，但内帑又不是聚宝盆，不可能无限的提供钱粮。因此，无论是魏学曾也好，高务实也罢，其上任之后都有一个不必明言的工作，就是找地方衙门要钱。

大明的财政体制摆在这里，地方衙门除了上缴很少一部分“中央税”之外，大部分税收都是原地截留的，大抵相当于红朝分税制体系下的地方税，只是这个分配比例太神奇，地方拿得太多了。

然而更神奇的是，地方上拿了大头之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生产效益”，它们的主要作用居然仅仅只是“维稳”，至于“保稳定促发展”中的发展……抱歉，这个年代的官员绝大多数没有这种思维。

不过，可笑又可叹的是，在这种思维定式之下，当西北出现如此大的变乱，高务实找他们要钱反而就方便多了，甚至找相邻的宣大三镇要钱都变得容易起来。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大家辖区相邻，而且事关蒙古，陕西三边的乱子要是没控制好，战火也不是没有可能波及到山西来。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这点智慧大家还是有的。

只不过智慧归智慧，如果来的人不是高务实，换个心学派官员来，那么如顾养谦这样的官员，哪怕只是为了展示自己与来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说不定也有可能不给，反而全心全意加强自身的防卫——历史上明朝末年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是各自为政？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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