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日本派出“遣明使”这样的事,如果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那无疑是一件大事,值得整个国家的统治阶层高度关注。但是,对于如今的大明而言,这就不过是皇帝和首辅两人一番谈话就能决定的小事。
拜周公旦与始皇帝之福,中国在同时期的世界上简直堪称政治早熟——而且熟得过分。中国拥有太过优秀的基础,广土、巨族、文化一体、中央集权,一切的一切都让它天然、必然成为周边外邦既钦羡又畏惧的“天朝”。
看看此时的欧洲各主要国家,谁的情况比大明更好?
先说大明将来在陆地上极大概率要面对的头号强敌沙俄。沙俄摆脱“鞑靼桎梏”至今也刚过百年不久,在万历三十年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602年,沙俄连政权结构都还不算稳定,贵族势力在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沙皇的权威尚未完全确立,贵族们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影响力。
此时,别称“雷帝”的伊凡四世已经去世,其子费奥多尔继位,但由于费奥多尔体弱多病且对政治不感兴趣,国家大事主要由他的亲信鲍里斯·戈东诺夫处理。戈东诺夫摄政期间,贵族间的权力争斗愈发激烈,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当然,沙俄在1602年前后已经开始了其对外扩张的步伐。例如,沙俄曾派遣军队入侵位于中亚的希瓦汗国,虽然这次入侵以失败告终,但已经显示了沙俄对外扩张的野心。
高务实有一种预感或者说推测,随着大明的力量西扩到铁路出现之前统治力量的极限,被大明往西驱逐到中亚的布日哈图必然会与沙俄爆发冲突。
在冲突早期,依靠布日哈图的能力,察哈尔部应该能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他总有离世的一天,在他死后,除非察哈尔部能够出现一代甚至数代“圣君”,否则沙俄一定能背靠西方的火器进步逐渐扳回劣势,直到彻底完成中亚征服——除非这个过程拖得太久,以至于出现了铁路,而大明的力量随着铁路继续西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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