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经济凋敝的唐朝初年，朝廷采取过某些鼓励措施，但其对工商业的制度性歧视与历朝历代并无本质区别。贞观年间，唐太宗即对心腹房玄龄说：工商从业者属于“杂色支流”，让他们发财可以，但不能给官做，更不能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直接杜绝了工商业者参政的可能。

到了唐高宗年间，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变本加厉，“禁工商不得乘马”，对服装材质、颜色和居住环境也多有限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一书，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四等人的界限，其中“工商”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轻易不得改易，形同贱民。

在重农抑商的儒学士大夫眼里，舍弃农业生产而操持商贾之利，本就属于舍本求末的恶行，出境贸易更增加人口流失和勾结外国的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当然不可能在制度上开这种口子。

到了武则天时期，对于这些外国商人的政策也变得更加严厉。根据敦煌遗书《唐开元户部格残卷》的记载，唐垂拱元年（685年）八月，朝廷曾下达敕令：“诸蕃商胡若有驼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捕。”

这条敕令清晰表明，朝廷原则上可以同意外国商队在外交使团外直接来内地贸易，但一定要付出代价：来了就算自愿归化大唐，“不得入蕃”，再也不准回归故土。

到了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代，唐朝对安西四镇周边的控制终于加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的一条敕令严厉宣布，西域各国“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藩……自今以后，一切禁绝。”粟特胡商及外国百姓，自此再也不能随意跨境贸易。这也是大唐闭关锁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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