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还考虑过要不要像当年大英帝国出使我大清一样，来一个英格兰使团出使大唐。

发生于1793年的东西方文明碰撞，正是被震旦的历史专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而17年前，英国人亚当·斯密已经发表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经济史的不朽着作《国富论》。在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之前，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极为神奇的中国”，这种印象来自于马可波罗掺杂了小说演绎笔法的《马可波罗行纪》，来自于中国出口欧洲精美的瓷器丝绸等物品带来的直接观感，来自于西方人所接触到儒家思想。

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开始做这样的祷告语了：“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孔子已经与耶稣处于相提并论的地位了；莱布尼兹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

大文豪伏尔泰极其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

“中国人不需要能得到神的启示，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来到印度殖民的东印度公司最切身地体会过“中国人什么也不需要”，这种情形给中英贸易带来的巨额逆差压力。“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除了鸦片之外，出口中国其他的商品都被广州海关这个瓶颈卡死，英国人明白只有更高级别的协议才能排除障碍。

一个被大清贸易顺差遮掩的事实是：中国人不是真的不需要英国的商品，而是中国皇帝认为不需要——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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