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因为血脉不纯，对于少数民族非常友好。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些东西非常高大上，得到当世和后世的一致好评，唐太宗这样干主要是因为好大喜功，因为他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那些部落就送给他一个称号——天可汗。

唐太宗拒绝魏征，听从温彦博的意见，保全突厥的部落，迁到黄河以南，保留游牧的习俗。不仅如此，还给突厥优厚的待遇，达到变态的程度。例如，他把突厥部落完整地迁到内地，给大量的财物、封官，居然占到中央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

凉州都督李大亮看不下去了，上奏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唐太宗还是不听。

九年后，唐太宗出城去九成宫，路上，突厥贵族阿史那社率（被封为中郎将），发动叛乱，趁夜偷袭唐太宗的营帐。唐太宗这才醒悟，后悔地对侍臣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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