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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17世纪前后的禁止烟草与欧洲有点不同。出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亚洲国家的统治者认为，种植烟草占用耕地，减少粮食生产，所产作物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日本土地本来就缺乏，烟草又不能当饭吃。崇祯时候更加因为天灾不断，粮食都种不出，还种什么烟草？所以，当时欧洲利用烟草引发人们嗜好，从而大赚其钱的观念，还没被亚洲人接受。

同一时间，进行禁烟的还有满清。《东华录》记载：”天聪八年（公元1634），上谓贝勒萨哈廉曰：闻有不遵烟禁，犹自擅用者。对曰：臣父大贝勒曾言，所以禁众人，不禁诸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禁止用烟。当自等始。上曰：不然，诸贝勒虽用，小民岂可效之，民间食用诸物，朕何尝加禁耶!又谓固山额真那木泰曰：尔等诸臣在衙门禁止人用烟，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矣。朕所以禁用烟者，或有穷乏之家，其仆从皆穷乏元衣，犹买烟自用，故禁之耳。不当禁而禁，汝等自直谏，若以为当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私议禁约之非，是以臣谤君，子谤父也。”《皇朝通考》刑考也记，崇德三年（公元1638）严出境货买烟草之禁。从这一段记载，我行知道：第一，后金之禁烟，在1634年之前，比朝鲜的记载早四年，第二，当时的贵族，王公贝勒大臣中有不少人都抽烟，大贝勒代善也有烟瘾，多尔衮其实烟瘾也不小。第三，后金禁烟的对象是老百姓，不禁贵族。由于禁下不禁上，没有什么效果，贵族大臣们有意见。第四，后金之禁烟月的是为了非土产，耗财货。这一点除了已见上引的朝鲜记载以外，还在1641年的烟草解禁令中明白指出，据《东华录》：”崇德六年（公元1641）二月戊申。谕之部曰：前定禁烟之令，其种者用者，屡行中饬。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改小民效尤不止。故行开禁，凡欲用烟者，惟许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烟禁的开放，只限于自种自用，至于从国外走私输入的，仍然要杀头，和上引朝鲜记载可以互证。从这件事情看来，清太宗对烟草采用民间自种，严禁走私进口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措施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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