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一桩罪行找不到罪犯，那么默许这件罪行发生的所有人都是罪犯。

关于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关于泰帕莱河战役中一系列指令的战后调查报告中，人们总是本能的会问“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战役”、“司令部为什么要去越级干预一线部队的作战”、“明明能赢的办法有很多，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愚蠢、最糟糕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整个第七集团军上层，除了进了卢比扬卡广场大楼里再也没出来的雅科夫列夫一级上将，上至集团军司令部下至师团指挥部的所有当事者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反对在没有炮火和空中掩护下强攻强渡的，自己坚持主张步兵部队应该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的增援上来后再采取行动。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还能拿出证据来。

那为什么还要强行推动这个作战？

原因说出来很简单，因为圣彼得堡的命令，因为整个第七集团军指挥层已经算不上军事指挥机构，更像是个互相糊弄的官僚机构。既然上面的指令不能违背，又必须从战败后的责任追究后逃脱，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所有人都反对这个明显不合理的指令和作战，并且相互之间都作出证据，同时在“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的大原则下默许作战遂行。如此一来，他们确实反对了作战，但基于服从命令的义务，纵然千般不愿也只能执行上级不合理的命令，并且每一个人都能拿出过硬的证据，所有人都能平安逃脱。

谁说公国军人都是一根筋的莽夫，你看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本事，多年的老官僚也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穿军服的官僚们在铺设逃脱惩罚的轨道，集团军司令在干什么呢?官方历史中对此有些语焉不详，不过从集团军参谋阿尼索夫少将的私人日记中，人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真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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