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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银行取钱的路上，韩春雷也在脑子里复盘着整件事情。

当初把春雷茶业挂靠在村大队，的确就是防患于未然，防着有一天有人揪着个体户的问题来搞他。

因为在深圳，挂着集体企业的名头，在外面做生意的个体户，也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干。

高速发展下的深圳，也默认和允许这些商人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只会抓大放小。

只是他没想到，陈永攀他们会跳过深圳，直接把举报信送到自己老家。

这一招是真够毒的。

一旦被陈永攀他们得逞的话，性质到底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韩春雷只要看一看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就知道了。

年广九是安徽芜湖人，和浙江杭州一样，都是内陆地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地回春，年广九开始在家偷偷炒瓜子，然后沿街卖瓜子。三四年间，他的瓜子作坊直接扩充到一百来人。

后来，有人直接把他这个雇工人数问题向上面写信举报，说他资本主义复辟，是剥削劳动人民。

结果是年广九的瓜子作坊被封了，人也被带进去了，瓜子原料积压报废，亏得血本无归。

直到过了一年多，此事的社会舆论惊动了专案组到安徽芜湖来调查，并上报给中央，最后才惊动了总设计师。

韩春雷算了算，自己深圳这边的雇工人数，加上柴家坞那边的雇工人数，都快小四十号人。

在老家被举报的话，解释说挂靠村里这套说辞，肯定是行不通了。

这是个定时炸弹，必须要尽快解决。

离那封举报信邮寄到杭州，最快还有七天的时间。

今天花两千块钱买了消息和这封举报信，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为自己争取到了至少七天的时间，来处理这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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