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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经济的问题，便难免会引发诸多的猜测，有人起身问道：“田剡如果从贵族手里搞钱呢？那样的话，庶农工商未必能能够识破，他们反觉得田剡许是明君。”

几个人点头，适则郑重道：“你这话说的有很大的问题。”

“以天志而说知，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

“贵族不稼不穑、不织不纺，哪里来的财富？国君从贵族手中攫取财富，最终攫取的，难道不还是庶农工商的吗？”

“现在有一片土地，国君问贵族征收田亩税，那么贵族的钱又从谁的手里拿？贵族原本问庶农收二十钱，现在国君要十钱，你觉得贵族们还是问庶农收二十钱给国君十钱？还是直接问庶农收三十钱给国君十钱自己再留下二十钱？甚至可能问庶农收四十钱？”

说话的那人素来知道适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看的极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也知道自己没考虑到这一点，急忙认错。

从当年墨子去世前，适开始整理墨家的言论并且形成体系之后，对于天下最重要的一册便是《国富》或者称之为《富国》，因为对于天下的“义”而言，这篇文章是一篇向贵族宣战的檄文，一篇证明贵族是蠹虫、是不劳而获的庶农工商推翻他们是合理的檄文。

既然财富源于庶农工商而非贵族自己，那么从贵族手里拿钱，等同于从庶农工商手里拿。

贵族不劳动，哪里来的财富呢？既是要拿财富，总要从有的地方拿，而不是凭空变出来。

如果没有泗上墨家，其实贵族的日子很好过，民众们习以为常以为天经地义。

可现在墨家做了这么多事，做了这么多的宣传，使得民众有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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