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市要发展壮大,乃至促使工业化的开启,就离不开一个健康稳定的金融环境,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大昏君自打登基之初,就不遗余力的建立忠于自己的近卫军,在政治上采取了妥协式“昏君”作为,在经济上更是利用了官商的“间隙”成立了两大商市。
并且成立帝国银行这样的准中央银行,并催生了一大批的效仿者,建立了初步的、不太健全的金融业,但这并不妨碍大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成长为幼苗的事实。
同时崇祯利用自己的昏君行为,所触动的一系列改良并不是完整的,而且他也不认为可以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两世为人的经历告诉他,凡是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注定不会太短。
正所谓政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士绅之所以是士绅,不仅是因为他们精通儒家经典,而是因为他们身兼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所以此时大明的经济命脉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在这些人手中。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将大量的人口束缚在极少量的土地上,并不能使得这些人口发挥应有的价值,因为他们既不是手工业者,又不是消费人口,这就造成了商品市场的萎缩,不管是生产端也好,还是消费端,形不成一种良好的循环。
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士绅将大明一半以上的人口隐没了,这就造成了有人无税的财政危机,同时士绅们将这些隐没的人口当成了廉价的“农奴”,但是因为长期艰苦劳作的原因,这些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寿命往往只有18年左右。
因而大昏君想要改革大明政治经济的下一步便是金融业与人口流动。
大昏君想到这里,当他抬起头的时候,却发现内阁已经拟好了票,于是便笑吟吟地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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