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声明《贰臣传》编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让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人，与“纯一无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别”。

换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据以前，范文程就已经被确定为并非“贰臣”了。

这个判据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脑门想出来的。

清前期关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

在明清鼎革之际，人们面临许多选择，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怎样的选择才是“忠”？

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赞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只不过是大清的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臣下只能遵循其事。

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贰臣”，进而导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也被划入了“贰臣”行列，如鲍承先，原来是明末为参将，降清后屡有战功，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张勇平定“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卫周胤在明末为监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

这些人列名史传，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国史馆机械执行，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贰臣”，反而成了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贰臣传》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失去确立忠诚观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与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职位、继而投清，故入《贰臣传》。

尚可喜与耿仲明都没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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