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按照天贼所的专家汪三公子的主张，这恰好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按照他的理论，什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统统的都可以丢掉东洋大海里去，土地都拿来搞建设，搞工业，搞经济作物种植。只要我们有钱，还怕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人家不卖粮食给我们了，那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惹得人家生气了。

但是，他所描述的这套做法，早在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替我们试验过了，这条路，走不得！

从明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救荒本草等类着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谓的“避谷之法”，以期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苟延数日之性命，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被引种到了中国。这些作物在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扩展，普及全国，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人民的重要粮食。福建的陈氏父子因为从西班牙人控制的吕宋偷取番薯引种到福建成功，而被家乡人立庙封神祭祀。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进并没有象西方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一样，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农作制度，它只是在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进就是在增加粮食供应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

考古学家夏鼐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土地的开辟，以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代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因此甘薯玉米的引进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温饱问题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引进而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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