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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进步，是有代价和成本的。为了不改变，最好的办法是不交往，把社会封闭起来。

清朝覆灭之前，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外国的使团，基本上都被视为为效忠而来。

交往是彼此看重，但交往的核心价值，是建立自我更新系统，使自身不断强化。

清朝因封闭而终结，但接下来开始的

“交往”，实在让中国人脸面无光。20世纪，是大中华漫漫历史中唯一一个失去自信力的100年，洋车、洋火、洋蜡、洋油，东洋与西洋的东西，几乎渗入所有角落。

乃至今天，从开发商新建楼盘的洋名字，到大学课堂上的洋学说，风势正足。

国家交往的危险，在于让本民族的遗传信息丢失了，像基因变异的植物，为改良而变种。

确实，

“洋为中用”带来了巨大变化，有经济的繁荣，也有政治的逐步澄明，正因为这种巨变，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

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

1792年9月26日，3艘大船组成的700人的英国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目的地是中国，团长叫马戛尔尼勋爵。

1793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在

“纸灯笼照耀着天子帷幄”里，接见了使团的代表。其中给马戛尔尼提斗篷下摆的是一位12岁的男孩，叫托马斯·斯当东，就是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直接导致了两个国家的战争。

他天资聪颖，在船上向担任翻译的教士学习汉语，乾隆因为他的

“流利汉语”龙颜大悦，

“解下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破例将它赐给孩子”。随庞大使团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和热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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