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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

一个人说话，有见地有分量是最要紧的。打比方说，绕弯子说，有分寸着说或实话实说，是说的方式。站着说，坐着说，弯着腰说，对着喇叭说，比画着手势说，是说话时的姿态。在平房里说，在楼顶上说，潜在水里说，站在枝头说，在庙里说，在高堂上说，是说话人的位置。在文学的诸多因素里，方式和姿态是两个概念，位置和有见地有分量也不能混为一谈。位置绝对化了，叫立场。皇帝位极九五，一句话顶一万句，但他的朝代结束了，一万句话里让老百姓记住一两句的也没有几位。写《虞美人》的李煜，没把位置绝对化，但皇帝当得太过于二把刀，诗和词都软沓沓的，把自己写成了千古以降位置最高的“小资”。

艺术手法是技巧，是写作方式，是跳高比赛里的背跃式、俯卧式、直跨式，但无论采用什么式，最后计入成绩的是跳出的高度。一个选手得了世界冠军，他跃杆的方式又是新颖独创的，人们会争着模仿与研究。如果跳出的高度一般，跃杆的方式再怎么创新，都在自娱自乐范畴之内。再比如粉墨登场的戏剧演员，再怎么浓妆淡抹，再怎么水袖身段、台姿台步，赢得满堂彩的，还是嗓子里的活儿。

我家门前是高新四路，向北穿行三百米，再过一个十字，是免费开放的丰庆公园。公园的核心是一个广场，每天早晨都有十几位老人在那里写书法大字。笔是大号毛笔，有小拖把那么粗壮，纸是地上铺着的方砖，一格连着一格。没有墨汁，每位老人的脚边放着一个塑料桶，桶里是清水。“书法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笔一画地写着行书或楷书。名字虽然叫广场，地方却有限，每人被局限在一小块范围里。一句唐诗七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已经风干了，字迹消隐，接着再从头重来。如此循环往复，往复循环，一个早晨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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