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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无“散文”的名称，这类文章的名称，最早叫“书”，叫“春秋”，后来叫“传”，叫“语”，叫“子”。这些文章中，后来一部分上升为“经”，一部分叫“史”。屈原将其称为“辞”，汉朝叫“赋”，六朝叫“骈文”，韩愈叫“古文”，并倡“文以明道”。后来又有小品文、杂文等诸多称呼，而“散文”的名称是白话文出现以后才有的。

散文，这个命名有点意思。《庄子》里，讲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人为“散人”，照此说法，“散文”就应该是“无用之文”的意思了。可是，《庄子》在把无用之木命名为“散木”的同时，又把有用之木命名为“文木”，则“散”与“文”为一组对立的反义词了。如是一说，“散文”一词，其构词，犹如“是非”“对否”“好坏”“黑白”“荣辱”，是反义并列法，而不是偏正法，“散”不是偏，“文”不是正。既然“文”不是正，“散文”说的就不是文章。——好在庄周先生没有用“文人”来指称“有用之人”，算是给舞文弄墨之人留了一些面子。不过，在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文人”确实不是对一个操持文字者好的评价，在他们那里，士志于道，写文章是要“文以载道”，要附庸经史而经世致用，文不是目的，文只是载体，被载的道才是目的。没有道，只是吟风弄月心灵鸡汤是上不了台面的，无病**不行，有病**也不行，只要是**，就不行，就被视为“文人”，属于对社会既无害也无用的一类。

中国散文的历史中，唐宋八大家是巨擘。八大家之首，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生低首三代两汉之文，自承“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就是《尚书》、《春秋》及其三传、《易》、《礼》及老孔而下的诸子、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古代图书分类中属于“经、史、子”三类。他们的价值，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其作者，非圣即贤，都是有大境界的人，都是得道弘道之人。所以，在韩愈看来，写文章，必有一个愿心：那就是明道。“文以载道”，是文章的使命，是文章的身份证，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既如此，则撰文之人，必是有道之人方才称职；撰文之前，必先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优入圣域，获得言说的资格。这种资格，首先是一种道德上资质，然后才是语言上的能力。先修养身心，再说三道四，用夫子的话说，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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