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话，隔壁邻居老林和李老师进来。

互相打招呼。老林说：“昨天上晚班，刚回来。”

李老师和王国良兄弟因为工作单位都是在同一条线上，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

说了一会儿小毛和王建好读书上的事，不一会儿话题就转到了当前的社会形势上。

李老师先说话，哎呦，晓得吧？刚过年的辰光，缉拿东北“二王”的告示便贴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通缉令，我们学校的女老师都要吓死了的。

老林接过话头，感慨道：“讲实话，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了国家的惊慌失措，通缉令竟然破天荒地标出了金额高达千元的悬赏。”

王国贤兄弟俩只喝茶，长久不响。

198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

“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

春打六九头。这一年打春前的日子与往常一样，街面并无异相。“斗批改”过去了几年，大家眼下更关心自己的出路与个性张扬，十亿人民纷纷试着跨越一条叫“偷机倒把”的红线，为日后出九亿倒爷做着坚实铺垫，全国上下一片喧腾。

到这年，一场注定会很快遭人遗忘的边界磨擦，也断断续续打过了四个春秋，前方后方，新鲜劲与日俱减。

宣传部门侧重点做出了适时调整，调到了鼓舞大家把握未来二十年“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那里，把解放思想放在了首位。

“解放思想”，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国家只告诉你到时候了，思想需要解放了，却不说人们思想是被哪个束缚又被束缚于何时。人们只看到，舞台上女歌唱家们“解放”最成功，思想带动了步伐，已不再规规矩矩直竖在那里演唱，变成手拿麦克风在台上走来走去，像以前大上海的十里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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