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对生活的适应本来是平常的变迁，其实世界上这类国土易主，百姓依旧生活的状况很多，传统的文化似乎依旧传承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也在渐变。而同时政治制度和统治者不断变更，历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战场成为桑田，往日的对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对这样的事实有愿意认知的愿望么？不！他们始终还是抱持着传统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畛域界限，严于区分种族等级，在血缘种族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到底。这样的观念，一直留存，以血缘中心观点区分世界的亲疏，坚持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

赵昺并不以为这样不好，当初他也是利用这种基于血缘和种族的爱国之情，将一盘散沙般的行朝及遗老遗少们团结一起，以致对抗蒙元为代表的异族入侵，恢复旧国，夺回故土。然而现在这种观念却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不知将如何对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为主体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会，只许成功不许成仁，只许成仁不许言败，否则就是背叛的观念下，李陵归降，被诛灭九族，司马迁为他诉说衷情，也要被判杀头，有人为之说项，方得阉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么无力的百姓就只好做墙头草了。

继续煽乎与‘北人’的百年恩仇，后人晕菜的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汉蒙逐鹿中原，最终归于团圆一家究竟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国争天下的一本糊涂烂账，百年前之国断非百年后之国，前人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

汉族苦心孤诣地要维持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又要坚持汉人中心文化优越论，此中文化矛盾殊难合乎逻辑。“爱国”二字内涵太过混乱，在历史的长河里，很难使人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文化整合，赞誉秦皇的，视屈原为反动；歌颂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为迂腐；屈原“伟大”的“离骚”便成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自我哀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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