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一直想通过系列的制度改革重新构筑大宋的国体，按在白费待兴之际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他发现难度之大不亚于在琼州的吏制改革，那还是仅在范围内执校而要想在整个江南大范围的推开，就要面对更多的反对者，且政权更迭，战乱刚刚平息，民心思定，国家也需要休养生息；军队同样要扩编整训，这时候在争论声推出体制改革，又怕引起动乱。

跟着几位师傅学了多年经典，赵昺清楚无论是古代的大经学家还是帝王，对老子的“治大国若烹鲜”似乎只有一种解读：《诗经》毛传注解：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唐玄宗：烹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也。鲜，鱼也，言烹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

连昏君宋徽宗也以为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历史上各家解读也是大同异，不外乎上面这些法。而了半都是言烹鱼不能频繁地搅腾，否则就会碎掉烂掉，不便食用。由此推及，治理国家不能烦扰民众，否则无法成就大功业，就是治理大国不能频繁盲目地折腾。

在常人看来得不错，谁愿意吃一锅分不清刺儿和肉的‘鱼糜’啊，人们往往也都会根据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嘛！由此推断出国家也是如此，当政者折腾百姓，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社会怎么会能稳定？经济怎么能发展？因此，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上述解释，认为这道理既正确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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