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留梦炎的怀疑，陈宜中也是有苦难言，他自己逃亡多年回国后以为只要自己善加运作，推翻皇帝并非难事。可在运作中却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当初自己认知的宋朝。在他的印象中，南渡后的宋廷只是一个偏居江南、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甚至屈膝求和的朝代。

自高宗起仅有的几次北伐，也多是权臣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形象工程”，准备不足，将帅乏人，最终招致溃败，更加畏金如虎。权臣、外戚韩侂胄主持北伐，失败，金人索要他的头颅，宋人居然真的把他暗杀，献头颅于金国。如此龌龊下作之事也能做得出来，可见朝廷之软弱腐朽。好在当时金国也是江河日下，内乱不止，北方又有蒙古铁骑压迫，否则南宋完全可能再遭遇一次“靖康之耻”。

而随着时间流逝，家国之仇逐渐淡漠，收复失地的愿望日趋弱化，南迁临安的宋朝君臣，已经错把杭州当汴州。实际上也是如此，坚持北伐的人逐渐遭到歧视的和唾弃，甚至被逐出朝廷。朝野中已经形成这样的心态：为什么要北伐？为什么要打仗？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整想着要打回老家去，又要拉上我们干嘛？苟安的思想下终难抵御蒙古人，最终连江南也丢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沿袭下，陈宜中以为在经历过蒙古人蹂躏的江南‘反战苟安’的想法应该更加强烈，只要自己振臂一呼，朝野之中有识之士必会蜂起从之。而杨太后也会重新启用他，接受自己的建议，将好战的皇帝拉下马，但是在一番奔走呼号之后，他很快发现形势已变。

首先是从者如云的事情没有出现，在朝廷严厉镇压叛臣和汉奸的政策下，陈宜中发现不仅昔日的同僚对他敬而远之，还劝其隐居乡野不要再参与朝政；有的则是对其避而不见，与其划清界限，视若路人以免因祸上身；更有的人则干脆痛斥之当初背君之行，吓得他不敢多言就匆匆告辞，担心自己被他们扭送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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